2016 年 12 月，谷歌将自动驾驶部门改装成为一个叫 Waymo 的独立部门，并称其是「一种交通运输领域的新方式」。

  当月，Waymo 的律师了解到，一名中级工人意外收到一封来自外部供应商的电子邮件转发。这家公司叫做 Gorilla Circuits，主要业务是为 Uber 公司制造自动驾驶汽车的电路板。

  Waymo 后来写道，这些图纸「与 WayMo 高度机密的电路板图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且具有几个 Waymo 的独家特征，其电路设计出自 Levandowski 先生所下载的 14000 多个文件。」

  2017 年 2 月 23 日，Waymo 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声称 Levandowski 已经潜逃，身上携带有无法估量其价值的信息。

  该诉讼要求被告赔偿 18 亿 5000 万美元，并试图阻止被告方在 Uber 的 Ottomotto 项目或任何其它自动驾驶公司使用 Waymo 的专有信息。

  Waymo 不会声称 Levandowski 受到禁业竞争条款的约束——而且它也不能直接起诉他，因为他的雇佣合同中含有仲裁条款。

  所以 Waymo 声称，根据最近通过的联邦法案，Levandowski 触犯了商业秘密盗窃罪。

  美国知识产权法包括这样一条议价协议：如果你愿意公布一项新发明的细节信息，达到让其他人能够复制它的程度，那么政府会给颁发你一项专利，获得对这项发明的暂时垄断使用权。

  「专利法和版权法是故意制造信息『泄露』的，」《耶鲁大学学报》曾雄辩地指出这一点。

  政府允许你从自己的辛勤工作中获益，同时也确保别人可以从你的发现中学到东西。

  但是如果有公司并不想分享自己的发现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家公司竭尽全力保护其知识产权机密，法院可能会承认其为一个「商业秘密」，并禁止员工将这些想法带到新的工作场所。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商业机密法规，但在实际诉讼中，依赖这些法律可能是有风险的。

  部分原因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终裁决是由法官或陪审团决定的。

  他们大多往往没有受过专业的知识培训，却可以决定一些信息是否符合作为商业秘密的条件，以及如果一条法庭规则对你不利，是否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阻止别人拿走你的想法。

  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称为商业机密：制造技术、配方、官僚程序。

  商业秘密难以界定的这一事实，滋生出许多偏执狂。

  我们是否拥有我们头脑中的知识，我们以前的雇主是否对我们的记忆提出索赔？

  如果你记得某些实验不能产生任何有用的结果，那么你是否一定要在新工作场所中重复这一实验，以免被旧老板说你偷窃？

  如果商业机密法的执行过于严格，就会在现实中削弱员工的流动性，破坏了促进知识溢出的布朗运动。

  大型科技公司之间经常为专利而战，但通常都回避商业秘密纠纷，因为相比其它纠纷来说，它们尤其容易破坏声誉。

  「盗窃商业秘密，有道德因素在，」科技行业律师 Michael A. Jacobs 说，他的合作伙伴包括 Uber 等硅谷公司。

  几十年前，Jacobs 负责控告一家科技公司侵犯专利，他并不十分有信心赢得这场官司。然后一天晚上，Jacobs 拿着当时客户的微芯片示意图走到灯前观察，上面覆盖着被告的示意图。

  这些线条刚好吻合。被告曾经为 Jacobs 的委托人工作，很明显他复印了老板的一些图纸，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设计基础。

  Jacobs 说：「因为那是一份影印件，所以他们只能任凭我们摆布。这场官司打开了商业秘密诉讼的可能性。」

  被告害怕「被万夫所指，」便迅速结案了。

  近年来，商业秘密诉讼越来越普遍，主要是因为联邦法律的变化。

  1996 年，为了打击外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国会通过了《经济间谍法（the Economic Espionage Act）》，该法令使得对窃秘者的起诉变得更加容易。

  （出于对中国偷到事件的担忧，美国联邦调查局制作了宣传材料，以警告到亚洲旅游的美国商人，注意那些拥有复杂的黑客技术的多情「蜜罐」。译注：蜜罐是一种网络攻击检测工具。）

  2016 年，国会通过了《国防贸易秘密法（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允许公司就商业秘密挪用事件，向联邦民事法院提请诉讼，并禁止被指控雇员在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

  这个冷门法案便是谷歌用来对付 Levandowski 的方法。

  这条联邦立法代表了「商业秘密法的一次巨大扩展，」圣地亚哥大学的 Orly Lobel 教授告诉我。

  她补充说，该法「有利于现在的大型公司，因为他们有资金和资源起诉，现在他们可以暗示被告，如果他们赢了，你可能得坐牢。」

  人们担忧硅谷大公司会利用这些联邦新法，原因之一是他们已经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来阻止员工找到新工作。

  在 90 年代中期，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秘密签订了「禁挖墙脚」协议。

  谷歌和苹果的做法尤其恶劣。

  2005 年，一位谷歌的招聘人员接触了一些苹果的雇员，史蒂夫·乔布斯对谷歌的一位高管说：「如果你从这些人中雇走任何一个，都意味着开战。」

  乔布斯很快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说谷歌的 CEO 已经承诺，他将「坚决停止一切从苹果公司招聘员工的努力」。

  政府方面的反垄断律师向谷歌、苹果和其它几家科技公司发起诉讼，声称他们之间的勾结「大大地减少了竞争」，而且非法剥夺了工人的工作机会。

  这些公司与政府达成和解，到了 2015 年，已经花出去 4 亿多美元用以解决相关的民事索赔。

  然而，2016 年的新法已出，科技巨头们不再需要秘密协议了。

  他们只需威胁员工说，如果他们离开，就在联邦法院见吧，罪名是侵犯商业秘密。

  自从该法颁布以来，联邦商业秘密诉讼的数量猛增；去年有 1100 多起诉讼，被告大多是一些大公司的雇员。

  加州的此类案件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

  新法律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在联邦检察官之间出现的一种文化转变。

  他们不是等到公司搜集好明确的证据后再行动，而是开始鼓励它们一旦产生怀疑就发起或配合刑事商业秘密调查。

  联邦计算机黑客和知识产权部门的总部设在加州，那里的检察官们现在会定期在技术会议上发言，并敦促与会者一旦发现侵犯商业秘密的证据，立即移交证据，以便当局能够开始筹备起诉书。

  历史上，硅谷公司一直对联邦检察官的邀请持谨慎态度。

  像苹果和谷歌这样的公司，在交出内部数据之前，通常会迫使政府获得搜查证、法院命令或传票。

  2013 年，谷歌的首席律师 David Drummond 在公司的博客上写道：「我们要求进行刑事调查的政府机构使用搜查令来迫使我们提供用户的搜索查询信息和存储于谷歌账户中的私人内容。」

  谷歌甚至在政府对儿童色情搜索数据的请求上与其进行了斗争。

  不过，那些对前任员工产生怀疑的硅谷高管们则更愿意与联邦官员合作。

  联邦律师告诉我，科技公司现在定期接触执法部门，以期引发刑事调查。此举可以检查员工的行为轨迹。

  Lobel 说：「商业秘密领域的大案子传达出一种信息，那就是，即使没有禁止竞业条款，你也得小心离开，冒一些风险，因为他们可以针对你大脑中留存的信息发起诉讼。」

  她补充说：「我认为这就是谷歌不放走 Levandowski 的原因。他们想传达出一个信息，表明叛逃更像是一场冒险。」

  2018 年 2 月 5 日，Waymo vs Uber 一案进入审理阶段。到选出陪审团时，已有 129 名律师提交了 10 万多页的诉状、动议、宣誓书及其它文书。

  这些文件堆积如山，使得法官一度警告说，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

  双方的律师告诉我，他们都已经花了好几千万美元来准备诉讼。

  开场辩论的几个月似乎更像是一场肥皂剧，而不像是在有序地执行正义。

  Levandowski 拒绝与记者讨论这个案件，却还是上了新闻头条，以另一种方式：他建立了一座名为「未来之路（the Way of the Future）」的教堂，致力于「实现、接受和崇拜一座基于人工智能的神祗」。

  他宣称，机器最终将变得比人类更强大，而他的教会成员将在智力和精神上为这一重大转变做好准备。

  有些人怀疑，该教会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是否被当成了一个保护 Levandowski 财富的计划，但他向记者保证，他是真诚的。

  「我不相信上帝，」他告诉我，「但我相信我们正在创造一些东西，基本上，就我们而言，就像上帝之于人类。」

  同时，法庭上的争执包括：谁将作书面证词，宣誓将持续多久，以及何时可以中途休息一下。

  审讯本身被一再推迟。有一次，因为一名前 Uber 雇员在一封信中声称，Uber 有一个秘密部门专门用来监视竞争对手，包括 Waymo。

  （后来 Uber 以咨询付费为由同意支付该名前员工 450 万美元，他便否认了这一说法。）

  双方都把尴尬的细节泄露给了新闻界。甚至连 Levandowskis 家的保姆都在这出戏剧中也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

  她提出了一套价值数百万美元服装的索赔，声称 Anthony 对她有情感虐待，而且他有一个装满性玩具的抽屉。

  （该诉讼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并包含多个事实错误，最终被撤销。）

  法官 William Alsup 很快就厌倦了这些令人分心的事件。

  他在法庭上宣布：「尽管这里的律师素质很好，但我不能相信他们说的话。」

  他说，这些律师向他展示的文件中包含了「许多半真半假的信息」和「不太准确的论据」。

  Alsup 在一份裁决中写道，Levandowski「在高度可疑的情况下」从 Waymo 辞职，并且「那 14000 多份被盗文件可能至少包含一些商业秘密。」法官明确认为，发生了一些不体面的事情。

  他还指出，「从 Levandowski 盗取 Waymo 金库的方式看，很难想象他不打算利用所下载的文件。」

  然而，Alsup 不确定 Waymo 是否已经证明，这些信息都是被非法使用的。

  他告诉 Waymo 的律师：「如果你们不能证明 Uber 获得了这些商业秘密，那就麻烦了。」

  「我看到了一系列的灾难性事件，它们将永远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而且像往常一样，它们都将围绕着你。」

  事实证明，Levandowski 下载了 14000 份文档，这比最初设想的要少得多。他插入到计算机中的服务器已经被编程为自动传输文件，因此这种下载量并不罕见。

  此外，「trove」文档被认为不那么重要，谷歌甚至已考虑将其存储在公司的服务器之外。

  在诉讼之前，一位被要求评估下载文件的谷歌工程师曾说：「不要为我敲警钟。」

  （后来，作为 Waymo 的证人，这位工程师说，考虑到 Levandowski 即将离去，「也许这是可疑的。」）

  Waymo 起初宣称，Levandowski 向 Uber 传送了 121 个商业秘密，Uber 侵犯了多项专利。然而，法官发现其中的一些指控「毫无价值」，并断定 Waymo「在工程总则上主张所有权方面的企图过分了」。

  「简而言之，Waymo 所谓的商业秘密只不过是 Optics 101 而已，」他宣称。

  随着审判日期的临近，Waymo 的诉讼相对变少了，部分原因是该公司希望加快程序。

  在陪审团选定后，Levandowski 和 Uber 被控挪用仅仅 8 个商业秘密，且所有专利方面的诉讼请求都遭废弃。

  但法庭上的一个共识是，Levandowski 是一个麻烦角色。即使是他的新雇主也宣布放弃他。

  Uber 的一位律师告诉陪审团说：「Uber 很后悔曾经雇佣了 Anthony Levandowski。」

  「Uber 与 Anthony Levandowski 之间的所有瓜葛就是这场官司。」

  诉讼提交后不久，Uber 便将他解雇。

  似乎只有 Levandowski 自己说过 Levandowski 的好话，但他在法庭上却什么也没说。

  他坚持维护第五修正案权利来避免说错话，并拒绝回答律师向他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

  他不会说自己拿走了什么材料，或者说曾分享过其中的什么东西。他不会确认对外部公司的所有权，也不愿意与任何高管交谈。

  以至于 Alsup 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一份特别介绍信，建议联邦当局可能会希望调查 Levandowski 的任何罪行。

  随着审判的展开，记者和律师被定期清除出法庭，以便证人可以提供私人证词。

  毕竟，如果一个商业秘密在公开法庭上被揭示，那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秘密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偶然的看客也收集到了一些细节。

  其中一个商业机密涉及二极管是如何放置在电路板上的；另一个则有关小孔排布，用于将电路板拧紧到位；还有一个是镜头的放置。

  其中一些商业秘密看起来像是真正的进步，帮助自驾车可视化其周围环境；另一些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在审判的第二天，Alsup 告诉 Waymo 的法律小组，「你想向公众隐瞒的东西不值得被隐瞒。」

  陪审团成员中有一位英语不怎么流利的地产经理，还有一位有着高中文凭的电话修理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得无聊或困惑，偶尔会睡着。

  他们被要求检查一个激光雷达测量装置的复杂的电气原理图——利用光脉冲来确定周围物体的距离——并被要求确定一种排布设备电路板的特殊技术是否能够构成商业秘密，或是否应被认为是工程常识。

  「我不确定自己完全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位陪审员在出庭了一天之后告诉我，「我本想出席谋杀案，但却被分到了这儿。」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Waymo 的核心论点——Levandowski 偷走了有价值的秘密，并把它们交给了 Uber——似乎越来越无力。

  该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证明当时的 Uber 联合创始人兼 CEO Travis Kalanick 与 Levandowski 密谋。

  Kalanick 是个很有诱惑力的目标，因为他犯了很多错误——对司机尖叫，鼓励工人藐视安全条例，忽视员工的性骚扰报告——Uber 最近解雇了他。

  Waymo 的律师 Charles Verhoeven 在其开场陈述中保证，Kalanick 告诉他的助手们说，「我们想找到作弊码（cheat code）。」

  Verhoeven 继续说，「我不知道什么是作弊码，因为我太老了。但我明白，当你在玩电子游戏时，一个作弊码可以让你跳过某个步骤，到达下一关卡。好吧，这就是该公司的 CEO 的原话，『我们想通过 Levandowski 来找到这些作弊码。』用他们在书面文件中的话说，Kalanick 说他想利用 Levandowski 来超越谷歌。」

  但是 Kalanick 声称，自己遇到的不像是个恶棍，而更像是一个翻译——帮助一个落伍的律师弄明白现在孩子们的语言。

  Kalanick 解释说：「作弊码」是一个科技行业的术语，被用来形容是「针对尚未被考虑的问题的优雅的解决方案。」

  「Kalanick 先生，我想我最近在报纸上读到过，你最近玩了很多电子游戏，这是真的吗？」Waymo 的律师问道。

  「我玩的是 iPhone 游戏，」Kalanick 说。

  「说到电子游戏，你知道什么是欺骗码，不是吗，先生？」律师问。

  「是的，但那些游戏中的代码是由它们的出版商故意放在那里的，」Kalanick 回答，「只是趣味的一部分。」

  「欺骗码可以允许你跳过当前关卡继续向前，不必玩游戏，从一个级别到另一个级别，是这样吗？」律师问。

  「不，」Kalanick 回答，然后保持了沉默。

  陪审团看起来很困惑，不明白法庭为何变成了一个 Reddit 论坛。

  一个陪审员，显然是个游戏玩家，对他的邻居耳语，好像拿着控制器一样，模仿一个任天堂的经典作弊码的开头：「上」，「上」，「下」，「下」。

  「没有其它问题了，」Waymo 的律师宣称。

  Kalanick 离开了证人席，从一旁听证至今的老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个尴尬的拥抱。

  「我为你感到骄傲，」当他们走出法庭时，他的父亲嘶哑地低声说到。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会没事的，」一位 Uber 律师后来告诉我。

  在审判开始前，Waymo 要求 18.5 亿美元的赔偿。

  现在，面对可能失败的局面，高管们召集了一次会议。

  Waymo 的一位律师告诉我，「如果我们输了这场官司，法庭就有可能揭示我们的法庭记录，而我们所宣称的那些商业秘密就将被公布于众。」

  Waymo 的高管指示他们的律师进行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