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刚上任的时候，既没有在军队服役过，也几乎没有国家安全事务经验，但是他却继承了美国极具攻击性的杀戮机器。他要追杀恐怖分子，无论是在巴基斯坦无法无天的部落地区还是索马里武装分子的要塞。他就任后没几天，都要做出一些事关某些人生死的决定。但其中的一个却出了问题。

一

奥巴马刚刚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旨在改变布什政府反恐战争中一些错误的过火之处。他正对这些命令充满信心，觉得这些命令能在未来的几年管一些事。在迷宫似的白宫西翼绕了半天后，他把头伸进一个助手的办公室说，“我们刚刚下令结束了酷刑，这可是件大事。”而现在，1月23日早上，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就要来向总统报告：打击一位于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巴基斯坦部落区目标的无人机行动即将开始。

目标是高级别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指挥官。海登由于习惯了前总统布什要求报告具体战术细节的做法，开始向新总统奥巴马报告此次行动的一些细节。不幸的是，奥巴马喜欢简洁明了的情况报告。他很快就开始变得不耐烦，不停的打断海登。但是奥巴马比较克制，未提出反对意见。

而位于地球另一边一个叫做卡拉库特的小村子里的部落成员，听到了天空传来一阵低沉的嗡嗡声。当地时间大约晚上8：30，无人机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钻进了“目标”房屋内。在中情局眼中，完全没意识到这屋子里全是人。

事后证明，这次行动打错了目标。当无人机在卡拉库特村上空徘徊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无人机驾驶员主要通过无人机拍摄的实时图像观察目标。调查很快就弄清楚：有些事情搞错了，这次袭击并没有击中中情局预先设定的目标—塔利班的藏身据点。相反，导弹击中了一个著名的部族长老的房子，他还是亲政府的和平委员会成员。这次袭击炸死了这位长老和他的四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两个孩子。

二

奥巴马毫无疑问非常生气。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总统一直呼吁要改变美国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并且要在“互尊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话虽这样说，可却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一个星期，就发生了炸死无辜穆斯林平民的事情。第二天，当奥巴马快步走入白宫情况室的时候，他的顾问们感到气氛一下紧张了起来。当时的一位在场者回忆，“你能从他的肢体语言中感觉出，总统非常不高兴。”

奥巴马在他的高背黑皮椅子上坐下，海登则坐在桌子的远端。对话迅速转到中情局利用无人机进行打击的程序问题上。总统和海登展开了激烈讨论，直到此时，总统才搞明白极具争议性的“特征打击”是什么意思，即将具有特定特征或者被认定与恐怖行动相联系的人群作为打击目标，但是有这些特征的人到底是谁，却不知道。这将“普通”打击和“高价值个人”打击区分开，当然，在导弹发射前，一般都倾向性的认为目标是恐怖分子。

由于有时候被称为“集体屠杀”，所以“特征打击”在巴基斯坦非常不受欢迎。奥巴马费了些劲才搞清楚这些概念。中情局副局长斯蒂夫•卡斯珀给了一个直白的解释：“总统先生，我们知道下面有很多处于适于开展军事活动年龄的男子，他们涉嫌恐怖活动，但是我们不能每一次都搞清楚他们到底是谁。”奥巴马的回答很尖锐：“这对我来说还不够好。”但是他仍然在听。海登继续为“特征打击”辩护，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他说，当你打击一群人而非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机会消灭更多的恐怖分子。“特征打击”还有一个好处：恐怖分子会害怕聚在一起，这样他们阴谋策划开展针对美国及其利益的恐怖袭击，以及为此进行相关训练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奥巴马却还是显得不安。据知情人士透露，“奥巴马想的是，好，那你们如何确定下面的不是妇女或儿童呢？”，“我怎么能知道这套程序是否运行正常？到底是谁在做决定？他们在哪做决定？我有机会介入其中吗？”

最终，奥巴马让步了—但只是一时的。白宫收紧了程序：中情局中层官员不再被授权执行无人机打击行动。只有中情局局长有这个权限，如果他不在位，则由副局长负责。白宫保留了在未来撤销中情局“特征打击”权限的权力。据一名顾问说，奥巴马对此还是忧心忡忡。“他经常局促不安。他非常不喜欢‘把他们全干掉然后再看是谁’的方法。”

三

然而，奥巴马对无人机行动的支持反映出他的反恐战争的观点。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比布什时期大幅增长。到奥巴马2009年底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他所授权的无人机行动已经比布什整个任期授权的还要多了。到他任期的第三年时，奥巴马授权通过无人机击毙的恐怖分子人数已经是被关在关塔那摩监狱的恐怖分子嫌疑犯两倍多。中情局反恐部门负责人2011年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杀这些狗娘养的的速度比他们培养的快多了。

总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长了很多。作为一名学院派宪法律师，他迅速适应了这个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决定该杀谁、何时杀，特别是当这样做有可能把美国置于困境的时候。他的本能是维护公正、保护无辜者，但是他也知道，不管如何精心操作，战争都是一桩混乱的买卖。他将无人机视为解决全球争端的有力工具，但是他也对可能的副作用高度警惕。

在这逐渐激烈的竞选季，奥巴马被他的竞选团队描绘成一个坚强的、毫不动摇消灭敌人的指挥官，但事实却相当复杂，这从很多方面已经得到证明。总统并不是一个机器人式的的杀人工具。他所面对的选择要困难很多，有些时候他要反复抉择，他在脑海里反复考虑各种后果。他身边的顾问也会提出各种支持或者反对的意见，这些人一只手掌握着美国的安全，另一只手掌握着美国的公正和价值观。

奥巴马对于“特征打击”的不适延伸到了军队。军队也有自己的反恐计划，但与中情局不同，如果军队要在海外有争议的地区如也门和索马里反恐，每次行动都要经过总统的批准。而且军队更倾向于扩大袭击目标。

2009年3月，多数高级军官希望在索马里腹地发动军事袭击。索马里是一个极端贫穷混乱的国家，是“基地”追随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的老巢。军方认为索马里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想在一切都太晚了之前采取行动。

在白宫情况室的会议上，参联会主席马伦海军上将向总统和其国家安全团队通报关于准备在索马里青年党的老巢—南索马里开展突击行动的情况。有情报显示，索马里青年党的高级行动头目将会参加青年党训练营的“毕业典礼”。但是军方并不能实时的准确跟踪该人的具体位置。所以为什么不把整个营地端掉呢？五角大楼已经准备了一整套打击方案，足以彻底摧毁训练营。奥巴马有点疑惑，但是在听报告时却没怎么说话。马伦的报告结束后，总统说：“好，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其实奥巴马想的是有人能主动提出反对意见。虽然没人对行动的总体原则提出问题，总统还是点名要求坐在马伦背后墙边的一名军人—海军陆战队上将、参联会副主席詹姆斯•卡特莱特发言。奥巴马了解卡特莱特，很欣赏他的坦率。“总统先生，总体说来我们所要进行的战争有如下原则。”卡特莱特用他低沉的中西部口音说，“敌人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反击，对他们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有道德义务在最终弥补我们破坏的东西。而在那些敌人还没攻击我们的地方，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人，而非整个国家。”

此时卡特莱特的观点已经开始和他的上级马伦有所出入。随后他把分歧摆到了桌面上:“如果那个训练营中的某人确实对美国构成威胁，那我们就要干掉他。但是对这个国家实施地毯式轰炸，将开创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一些其他的军队将领纷纷转过身，“我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在哪开展这次行动？因为从逻辑上看，地毯式轰炸的下一步就是我们要进入这个国家，展开新战线。”

奥巴马借卡特莱特的表态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也是这样想的。”他对他的顾问们说，他同意对那些坏人—明确威胁美国安全的恐怖分子采取行动，但是他要求有精确的“选项”。针对索马里青年党的“特征打击”被否决了。

四

另一方面，卡特莱特的权势正在白宫迅速上升。2009年初，有迹象显示白宫内部成立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联盟，辅助奥巴马进行秘密战争：卡特莱特和奥巴马首席反恐顾问布伦南一起，向总统提供关于恐怖分子目标的建议。这三人在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问题上形成了特殊的三驾马车关系。

此时，布伦南已把自己打造成了白宫的显要人物。他身形健壮，梳着一头整齐的短发，面庞红润，目光深邃，仿佛时刻透露出敌意。一名白宫高级顾问谦卑地说：“布伦南先生，确实是个人物。”一名参与追捕本•拉登长达十年之久的中情局反恐官员则说，“布伦南是个约翰•韦恩式性格的人。”大卫•艾克希洛德说：“当我知道他在睡觉时，我睡的都要好一点。”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布伦南和卡特莱特会无数次的把总统从宴会现场拽出来，或者通过加密电话同总统联系，讨论无人机打击的事情。有时候当布伦南和卡特莱特不打招呼就闯进总统办公室时，奥巴马偶尔还会跟他们玩玩幽默。他会扬起眉毛，对他们说：“哦，你们这样做可不太好。”布伦南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总统在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时把他叫出来处理处理无人机打击的事。

这三个人做的都是事关生死的决定。他们挑选目标，否决或者同意军方提交的打击名单，逐渐摸索出一种全新的战争方式—奥巴马的战争。但是做出这样的决定让他们筋疲力尽。在与助手的私下对话中，总统也会事后检讨他们是否完全确定他们的打击目标确实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威胁。

类似的焦虑和辩论充斥了整个政府。事实上，每一次的定点清除都要通过律师质询—涉及中情局的行动要通过中情局检察官质询，涉及军队行动的，还要由其他律师质询。如果说有两个人象征反恐战争中的法律介入，那他们就是高洪柱和杰•约翰逊。作为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首席律师，他俩对于反恐行动都施加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别—高洪柱是理想自由主义者，并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首席人权官员，约翰逊是一个务实的中间派并曾任检察官。这种差别使得他们对法律的解释有一定不同。高洪柱在他的同事看来时常会显得唐突和幼稚，他甚至有时会被一些他觉得有意思的事情逗得咯咯笑。约翰逊曾经做过曼哈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行为礼貌而有节制，是个闷头做事的人。

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两个人在打击“基地”组织法律解释权问题上斗的一塌糊涂。与约翰逊相同的是，高洪柱在追杀“基地”组织高级头目上也不存在问题。但是当军队想击杀或者捕获其他圣战组织的头目时，事情就比较复杂了。约翰逊持鹰派立场，认为美国应该追杀“基地”成员以及“基地”宽泛意义上的“盟友”。这两个人无论是在公开的会议上还是秘密备忘录中都激烈攻击对方。

尽管存在分歧，但是这两个人都被一个相同的现实所折磨：他们的决策，决定着数千公里外陌生人的生死。对于曾经的耶鲁法学院院长高洪柱来说，这更另人难以接受。在耶鲁时，他能认识他每一个学生，希望用法律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现在，他要研究高度机密、写满恐怖分子目标详细资料的幻灯片。（军方称之为：棒球球星卡）他经常想：“我是怎么从一个法学院教授变成一个成天打打杀杀的人呢？”

在五角大楼，约翰逊受到的压力和刺激只多不少。与高洪柱类似，他也反复思考自己能不能承受军方扩大行动范围带来的压力。在他第一次批准定点清除的那一夜，他看着打击的实时数字画面—这是一套战场监视反馈系统，军方称之为“杀戮频道”。约翰逊看到的阴影画面显示恐怖分子正在也门的营地里接受训练。突然白光一闪，刚才还在屏幕上跑来跑去的人消失了。午夜时分，约翰逊回到位于乔治敦的家中，感觉筋疲力尽。后来有人权组织报告，此次袭击中有数十名妇女和儿童死亡，军方评估这一报告有相当“说服力”。约翰逊后来曾表示，“如果我是天主教徒，我真的要去做忏悔了。”

2010年初，在与奥巴马反恐顾问的秘密电话会议中，约翰逊表示他反对对索马里青年党目标实施定点清除。这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因为军方此时正在鼓吹在索马里开展行动。五角大楼的官员立刻起身，一言不发离开了会场。这对于一个充满雄心，曾和他的军人同事达成一片的律师来说，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时刻。但是他还有一个支持者：高洪柱对他说，这是他“最好的时刻”。

但是这种友好的关系没持续多久。军方持续对约翰逊施压，对他开展了强大的攻势，希望他在索马里青年党问题上改变立场。官员们向他提供各种情报以及恐怖活动的“威胁流”，对他说，如果五角大楼不首先行动，那么某些“坏事”就会发生。如果青年党对美国利益成功实施了袭击，结果后来发现是奥巴马政府的律师阻止了之前对青年党的打击，但舆论绝对不会放过他。终于，几个月后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对乌干达的一个足球场发动袭击，致使74人死亡。约翰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在2010年秋天白宫的一次秘密会议中，高洪柱和约翰逊的矛盾再次爆发。军方想对青年党的三大头目发动攻击。两位律师在前两起攻击上达成了共识，但是高洪柱对攻击谢赫•穆克塔•罗布存在疑议。他研究了相关情报，认为有明确证据显示罗布是青年党较为平和的分支的头目，并反对袭击美国。约翰逊认为可以对罗布实施打击，但是高洪柱坚持认为“此次打击是非法的”。罗布被从目标列表上除名。要求扩大打击范围的压力也罕见的放松了。在青年党头目公开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后，奥巴马政府内部关于对其实施打击的争论再起，罗布再次命悬一线。

五

2011年5月击毙本•拉登是争议比较少的一次定点清除行动。相反，也没人想在这个问题上多争论。军方的将领们当时自信心爆棚，准备对“基地”组织以及最危险的分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实施致命一击。军方准备在也门开展行动，中情局也准备在也门和索马里扩大“特征打击”范围。这其实也就是奥巴马就任第一周时马伦和其他军队高官支持的打恐措施，但是当时总统却否决了。按照奥巴马的说法，他当时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基地”上，并不想无故扩大打击范围。

但是2011年5月，军方提出准备一次行动中消灭15名半岛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这是在也门开展相关行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阿拉伯之春”的动荡正席卷整个也门，“基地”组织则趁乱迅速扩张。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马蒂斯上将警告，非洲之角极有可能成为新的恐怖分子盘踞地。奥巴马和他的一些高级顾问则忌惮陷入一场新的国际争端，或者被副作用伤害—被列为目标的这些人原本可能并不打算袭击美国。奥巴马和他的顾问团队把攻击目标列表缩小到了四人。这四人后来全部被消灭。

但是压力却没有减轻。布伦南越来越认为总统需要做一个毫不含糊的声明，以挡住那些呼吁扩大打击范围和频率的要求。到6月中旬的时候，机会来了。在一次例行的星期二反恐形势通报会上，在讨论中，一名总统的顾问谈到了正在也门进行的反恐“战役”。奥巴马突然打断了他。他尖锐的说，在也门并没有“战役”。“我们不会卷入也门的内部争端。我们会持续关注对我们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因素—这永远是我们的优先考虑。”

在奥巴马看来，安瓦尔•奥拉基是头号威胁。这位半岛基地组织的头目在美国长大，说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并有着可以与本•拉登媲美的魅力：温柔的眼神、演讲大师，掌握极强的恐怖活动能力。奥巴马对他的顾问说，消灭奥拉基的优先权甚至高于继任拉登的“基地”头目扎瓦希里。一名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说，“奥拉基已经是盘中餐了，扎瓦希里则还在等着被端上餐桌。”

最让奥巴马担忧的，是奥拉基有突破美国的防线煽动袭击的能力。他发动了圣诞节恐怖袭击，差点让一个在内裤里装炸弹的尼日利亚人炸毁一架航班。2010年10月，半岛基地再次用打印机墨盒制造简易炸弹，并放置在飞往美国的货机上（由于沙特情报部门的介入，此次袭击同样被阻止）。2011年整个夏天，奥巴马都在关注一起由半岛基地臭名昭著的炸弹专家阿西里图谋制造的恐怖袭击案件的情况汇报，情报显示，阿西里几乎已经可以将炸弹植入人体。整个炸弹的布线针对机场的安检措施重新进行了调整，甚至可以通过全身扫描仪。半岛基地的恐怖专家们已经成功地在狗和其他动物身上做了类似试验。

总统要求每周二的反恐形势通报会报告奥拉基的情况。他说：“我要奥拉基。别放松。”卡特莱特甚至觉得奥巴马说话开始有点像小布什。有好几次卡特莱特向奥巴马汇报相关情况的时候，奥巴马都问他：“要抓到奥拉基你们还缺些什么？”

但是那种强烈的决心是长期经验的产物，得来很不容易。当美国情报特工追踪到奥拉基踪影的时候，奥巴马又已经反复多次调整了他对定点清除的看法。一般来说他会掂量打击的成本收益比，包括会不会对无辜人群造成连带杀伤或者使美国陷入他国的内部事务漩涡。但是奥拉基的案例比较特别：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奥拉基都对国土安全构成严峻威胁，但是奥拉基是美国公民，一个出生在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公民。

成功捕获奥拉基的一名索马里助手提供了关键情报，包括奥拉基如何活动，他的护卫都有哪些特征，他的通讯模式，以及他和他的随从采取的安全措施。最终，去年春夏之交，美国和也门的情报官员开始针对奥拉基制定行动方案。一个来自也门的信息源和安全行动上的一次失误最终要了这名教士的命。

奥巴马签发的命令总是要求尽最大可能避免造成连带伤害。在很多时候，如果行动可能造成平民伤亡，卡特莱特都不会将其提交给总统。但是随着美国人逐渐接近奥拉基，奥巴马开始在涉及奥拉基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他表示自己要保留任何决策的选择权，如果有明显机会击毙奥拉基，即使可能造成平民伤亡，他也希望被通知详情。据他的一名心腹说，奥巴马曾表示，“要让我知道详细的事实情况，而不是摘要。”

9月，美国情报部门追踪到奥拉基正在贾夫省的一处房屋内。他已经在这呆了两周，时常被一群儿童包围。9月30日早上，奥拉基和他的几名同伴离开了房屋，步行700余码，上了车。正当他们钻进汽车的时候，他们被两枚地狱火导弹炸上了天。

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奥巴马就干掉了美国的两大敌人，无论对于“基地”的士气还是能力都造成了重大打击。然而，可能没有什么行动比击毙奥拉基更让自由派沮丧的了。奥巴马考虑的是战争法则，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而在他的批评者眼里，奥巴马的行为无异于未经审判便处死一名美国公民—而且还是基于秘密取证。即便是布什也没这么干过。尽管一名顾问说，尽管面对反对人士的批评，但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动摇，“没有任何问题”。

六

秘密战争还在继续。整个2011年，奥巴马的基本战略就是：他批准外科手术式的、通常是致命的打击行动，但却仅仅符合美国利益。尽管奥拉基及其他一些头目都被干掉了，但是也门却进一步陷入混乱，半岛基地也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地区—甚至已经开始威胁极具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亚丁。看起来军方之前的警告正在变为现实。

2012年，奥巴马开始定期听取关于渗透进半岛基地的沙特双重间谍的情报汇报。他自愿成为阿西里的人体炸弹，随后却把爆炸装置交给了情报部门。随后，军方和中情局借此又开始推动“特征打击”，不过现在他们起了个新名字：恐怖袭击扰乱攻击。此时，在反对了三年之后，奥巴马同意了军方和中情局的请求。

白宫非常担心也门的军事力量会在半岛基地的攻势下崩溃。半岛基地占领越多的土地，他们就有机会设立更多的训练营，也更容易策划阴谋，针对美国及其利益发动恐怖袭击。奥巴马总结到，他别无选择，只有保护也门军队，对抗共同的敌人。一名支持升级在也门军事行动的高级官员说：“他们正在砍掉也门士兵的头，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一群暴徒，我们不能站在一边，眼睁睁看着屠杀发生。”

在2012年春天，美国在也门发动的无人机打击已经比前九年的总数还要多—美国终于回到了中情局第一次发动类似攻击的地方。